高考志愿填报之际，清华、北大等高校一如既往备受瞩目。理想中的大学校园长什么样？通过董强、戴锦华、曹文轩、林毅夫、朱青生等五位北大教授的书房，也许可以一窥堂奥。

董强：书房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

(相关资料图)

北大燕京学堂院长董强和他的书房

“书与艺术是最搭的”

书房里，靠墙的实木书柜格间中，书籍被整齐地归类：一半法文书，一半中文书。顶上，一半是大部头，另一半则堆放着有些年岁的录影带，褪色的包装，给整面书柜平添了几分岁月的厚重感。

书柜前的空间是董强的活动范围，一半现代，一半古典。北面是办公桌、电脑、打印机和一堆书籍，简约清爽，这里是他进行法语翻译和教学准备的工作区；南面则是书法台，毛笔、砚台、宣纸、印章……散而不乱地铺放在台面上，董老师擅长书法，工作之余总是要写上两笔。

董强喜欢在书柜前放置一些小物件。每前往一个国家，遇到特别能够体现当地文明的东西，董强都会买下一件。久而久之，世界各地的元素浓缩于此，勾勒出一个中国文人行走、体验、感悟的世界模样。物件的类型丰富，琳琅满目。有中国古代的女子配饰、道教的拂尘，也有意大利小雕像，还有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合作的作品封面。

书房里挂着或摆放着董强喜欢的艺术作品。“都是在法国待过的艺术家，我给他们写序。”王衍成、江大海、瞿倩梅、范一夫、王刚、陈江洪……“书与艺术是最搭的”。

“书房其实体现的是一个人的世界，精神的世界，想象的世界。”董老师解释道，“这里的只是一小部分，我总共的藏书没计算过，但真的不少。”

最让董强感到震撼的书房，是他在法国求学时的导师米兰·昆德拉的书房。“他有一片巨大的书柜。我很好奇，结果发现里面全是他自己写的书！被译成了全世界的各种语言！”

海明威曾说：“假如年轻时你有幸在巴黎生活过，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到哪里，她都与你同在，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。”曾在巴黎生活过的董强，如同这座城市一般，天性热爱新奇、自由，不喜拘束。由于藏书颇多，他特别希望能有一个可以流动的书房，不仅书房本身可以像蜗牛的壳一样跟随着人一起移动，里面的书目也可以及时更新。

随处随时都能专注阅读

从邻居家到北大图书馆，从朋友家到法国书店，书中之思想成就了董强，而他也挑出珍贵之物赠予学院图书馆。借书以读之经历亦练就其专注力，为日后做学问夯实基础。

虽然自己的藏书不少，但董强却别有心得：“书非借不能读也。”

董强从小学起就爱读书。小时候家里没什么书，他就经常看姐姐的教材。藏书较多的邻居家，也成了董老师儿时的图书馆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十六岁的董强进入北京大学，被分配到西语系修习法语，从此开始了与美丽的法语毕生之缘分。图书馆是他在校期间最常去的地方，其中法语藏书为他提供了学习的第一份养料。但书籍资源终归有限，青年董强十分羡慕法国朋友家中丰富的藏书，每每拜访，都有想要全部复印下来的冲动。

本科结束后，他以全国统考第一的成绩获得公费留学的机会，赴法深造。此时的董强，对法语乃至法国文化均有着浓厚的兴趣。

初来乍到，他的法语被法国人戏称为“伏尔泰”式的法语。原来是因为在国内学习的书籍陈旧，很多用法还是18世纪的，早已被舍弃。为了快速充分融入当地生活，他观看法国的电视、电影，接受法国饮食，尝试用法国人的方式学习，感受着这个国家的文化。

在法国，董强大量的时间都在书店度过，经常读到店面打烊。因为不好意思只看不买，他就每次挑一本不太贵的买，逐渐积攒了不少书。后来回国，在法国留学时所购之书，董老师一本不落地全数带回，还挑了一些比较珍贵的，捐给学院的图书馆。

由于总是“借”书读，和很多爱书之人不一样，董强对书籍并没有强烈的拥有感，“书最重要的是里面的思想，并非实物本身”。此外，他还练就了随处随时都能读书的本事，无论嘈杂与否，拿起一本书就能快速沉浸其中，专注阅读。

“专注力是读书人的重要品质。”董强说，“不光是读书，做学问也是，要专注。”他也常勉励学生，看一篇文章就要完整地看完，要保持内在的安静，不能因为任何事分心。

曹文轩：会客厅也变作书房

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和他的书房

读书要杂

曹文轩的书房是一片书山书海。一水儿的实木书柜像赭石色的海潮，浩浩荡荡地，从进门的玄关处发端，又层层叠叠地向屋内推进。曹文轩家中的会客厅也变作了书房，房间的两面墙改为制式统一的书柜，书柜之高，几乎与天花板相接。各式书籍满满当当地列于其上，阳光斜斜地照进来——当真是满室生辉。书房更深处通向阳台，那里也贴着窗脚，摆了一溜稍矮的书架……

“这只是我的藏书的一部分，”曹文轩教授解释说，“还有其他的书在四处放着。”

架上的书不仅有文学著作，自然、社会、人文历史等学科也应有尽有。“我是一个从事文学写作的作家，但是我看书的范围比较广。我一直认为‘读书要杂’。写东西、做学问，对知识范围的要求都很大——研究文学的不能只是研究文学，还必须懂哲学、懂心理学、懂历史学，甚至要懂文化学、人类学，”他坦言，“如果只看本专业的书就想把专业搞好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”

谈及对读书、藏书的痴迷，曹文轩部分归因于儿时对阅读“匮乏”的体验。“那是图书非常匮乏的年代，好在我是一个小学校长的儿子——《草房子》中的桑乔，就是以我父亲为原型。那个小学校有一些书，我的父亲也有两柜子书，所以，我幸运地比村里其他孩子们多读了一点。”儿时培养起的对书籍的喜爱乃至渴求，伴随曹文轩始终，“一段时间不读书，我就浑身不自在——这简直是生理上的。”

“读书就像吃饭一样，因为当时没吃饱，我现在每吃一顿饭都非常认真，我从来没有食欲不好的时候。”

悠悠万事，阅读为大

能够进入北大中文系学习是曹文轩最感激的事情。在北大中文系这片无边森林中，他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读书人、一位真正的作家。

“博尔赫斯用‘森林’这个意象形容过书之多，让我进入这片无边森林的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，是中文系让我知道了八个字：悠悠万事，阅读为大。”

1974年，曹文轩被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录取。他理所当然地将图书馆系等同于图书，为自己将拥有一望无际的书山书海而兴奋至极！

与图书馆学的缘分，让曹文轩这个从乡下来的孩子，对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图书有了一种直观的感受。他回忆起参加从北大的老图书馆往新图书馆运书的情景，“特别像我当时在农村把粮食一车一车地拉到仓库里面去，一车又一车”。

然而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，曹文轩认识到，如果不是做学问，从图书馆系毕业后，主要时间是用来管理图书，而不是用来读书的。

三个月后，追随嗜好阅读的本心，曹文轩转到中文系学习。“是中文系让我在真正意义上成了一个读书人。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，都是因为这里的氛围——读书的氛围。”

他来到中文系的第一天，就能够感受到，“你必须读书，不顾一切地读书”。在这里，你不得不读书，不读书就没有你的位置，你就没有话语权。时间久了，读书就成了一种习惯一种需要，甚至是生理需要。

一直以来，北大中文系都流传着一个说法——“中文系不培养作家”。曹文轩并不否认这种说法，但他同时说，“如果我不读北大中文系的话，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”。

戴锦华：书房不是一种陈设和情调

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和她的书房

“混沌”中的书房

“我觉得书房不是一种陈设，不是一种情调，我不会在书房里玩。它是一个专属于自己的，可以自由阅读、思考和工作的空间。”

推开门，映入眼帘的是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的一整面书墙。书架上摆放着不同时代、不同领域的各种书籍，有几层还点缀着几个精致可爱的小摆件。戴锦华老师笑着介绍说：“我的书房其实是一个‘混沌’。”

因为经历过书籍匮乏的时代，戴锦华曾经逢书必买，每次遇到难得的书展书市，她都会如饥似渴地带书回家。后来开始有人寄赠一些书给她，渐渐地，她的书房变得充盈而“拥挤”起来。

“我所有的空间都被书侵占了。最‘惨’的是，我几乎无法从中找到想要查阅的书籍，着急用的时候只好再买一本。原来的那本早已‘书深不知处’了。”戴锦华笑道。

书架的设计其实只能摆放一层书，但戴锦华的书最终被她安置成两层，所有的缝隙都派上了用场。但仍然有一些实在放不下的书，只能装箱存放在别处。

“把它们装箱存在另一个地方，感觉像割舍了生命的一部分一样。”

刚开始教学生涯的时候，戴锦华的书房就是她的卧室。狭小的空间里，所有靠墙的地方都安置了被书填满的书架，床被可怜地挤在书架底下。当时她梦想着能拥有一间真正的书房，而不是和床共享一个空间。在这个梦想已经达成的今天，她的书房反而又回归了“混沌”，但这已经是一种心甘情愿了。

她认为，现在很多家里的书房可能装饰性大于实用性，但她的书房仍然是一个专属于自己的，可以自由阅读、思考和工作的空间：“我觉得书房不是一种陈设，不是一种情调。我不会在书房里玩。”

对阅读保持饥饿感

“正如三餐不可以一日不吃，漏一顿就饿得心慌；书也是不可以一日不读的，不读就浑身难受。”

对于少年时期的戴锦华来说，每一本书都是“天降大礼”，这使她将书籍视为珍宝，既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将其吸收，又不希望阅读得太过迅速，来不及好好回味。直到今天，她读小说都舍不得读完最后一页，更不会让任何一次阅读半途而废。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于阅读和学习，这使她慢慢积累了速读和组读的能力。

也许在旁人看来，快速、大量地阅读是一种天赋，但对戴锦华来说，比天赋更扎实的，是对书籍的饥饿感所赋予的能力。令她保持阅读习惯的从来不是“应该”和“不得不”，而是她内在的深层需求。

戴锦华在“电影与现实”课程直播中曾表示，自己把书当成食物，需要每天“食用”。正如三餐是不可以一日不吃的，漏一顿都会饿得心慌；书也是不可以一日不读的，否则就浑身难受。阅读已经成为她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。

戴锦华认为，真正有效的阅读，是先把一本书读厚，而后才是将它读薄。每本有价值的书都有它从属的思想脉络和历史框架，为了获知它究竟在表述什么，我们需要进行更多以它为核心的扩展学习，才能跟随它真正地进入一个世界，再通过它打开更大的空间。

“当终于可以自如地把握作者在书中的原创性表述时，你会发现这书其实很薄。所以为了读懂一本好书，我们更需要多读。”戴锦华如是说。

现在，她开始时不时地重温一些名著和旧著。重读经典，在她看来是进一步感知世界及自身变化的路径，其体验十分耐人寻味：某些当年深爱的典籍，重读时竟觉索然无味；某些自认为已烂熟于心的作品，再次翻开时竟迸发出焕然一新的感受。

林毅夫：真正的书房在心里

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和他的书房

无时无刻不在阅读

推开门，一整面墙的木质书架映入眼帘，没有任何点缀的棕红色书柜如同园外的风景，庄严又古老，成百上千本书籍整齐地排列着。从《唐诗三百首》等古籍经典，到《农村全面小康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》等现代策论，小小的书架凝聚着博古通今的力量。

在介绍自己的书房时，林毅夫却只淡淡地说道：“我的书房就是我的办公室，有一排书；家里也有办公室，也有书。”

在他看来，真正的书房不是这样的。真正的书房在心里，是一种心境、一种求知的欲望，是胸中有丘壑。“大块假我以文章”，真正的书房并不局限于一方天地，而是走到哪里，就带到哪里。“可能是在路上，在飞机上，在火车里；甚至在开会，在听报告，在调查研究中。但心里始终保持着对事物、对现象、对社会的好奇，想去了解背后的道理。”

书也不见得就是买来收藏的那些，真正的书可能源于同事、源自朋友，可能是城市的一角，也可能在农村广袤的天地。如孔子所说，“吾不如老圃”，每个身边的人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，而他们的认知，就构成了书房。

在林毅夫的认知里，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；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关心，每一种现象都应该被思考。他说：“如果把对社会、对时代的关注也视作读书，那是无时无刻不在阅读的。”

“任何知识都是刻舟求剑”

“有几本书是无论我去哪里，无论搬几次家，都会珍藏下来的。那样的书不多，但可能就是最根本的。”

年幼时期的林毅夫对书籍涉猎广泛，天文、地理、历史、哲学，每一种对世界的理解都被他输入脑海。后来读了大学，进了研究所，他读的书逐渐趋向专业化。虽已阅读无数，但在林毅夫看来，“书重要的不是买了多少，而是留下了多少”。

有些书丢了，有些书因为搬家被留在了原地，但总有几本书会一直留下来，留在身边、留在脑海里，那些书被看了两遍三遍，有了新的心得体会都会写在上面。

在他眼中，那是一些经典的书，比如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、老子的《道德经》、六祖惠能的《坛经》等，它们是几千年来留下的智慧，传道授业解惑之“道”，无论哪行哪业都在读的经典。“如果将来什么书都可以舍弃，那几本发黄的书我也会留下来，珍藏下来。”

在谈到对于电子书和纸质书的选择时，林毅夫认为，处在不同的时代，总是要选择相应的最有帮助的载体。过去没有电子书，只有纸质书，一些古籍经典甚至连索引都没有，查资料要靠博闻强识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大部分知识信息都可以电子化，但在知识爆炸的时代，唯有了解各种知识背后的道理，才能灵活运用，他反复提到，“任何知识都是刻舟求剑，不能说不对，也不能说一定对。”

朱青生：与书籍相伴到天明

北大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和他的书房

阅读推动艺术史研究

朱青生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高考生，也是那年镇江市唯一一位考上艺术专业的学生。朱青生的求学道路，本该与今天所说的“艺考生”相似，但他却不走寻常路，在书籍的指引下，做了一名与历史结缘的学者。

朱青生是一个不爱按部就班的学生。在南京师范学院学习绘画时，他便注意到，科技飞速发展，机械摄制技术逐步成熟，自己每天练习的写实绘画再现能力，无法适应新技术出现后艺术发展的需求。不想被飞速发展的艺术甩在身后，朱青生想看见更广阔的世界，于是进行更多的尝试。在学习艺术的同时畅游书海，是朱青生学者之路的开端。

后来，爱读书的朱青生顺利进入中央美院攻读艺术史，成为“邵门大师兄”，也就是邵大箴先生的第一位研究生。研究生阶段的他读书热情不减，美术史系的资料室也照顾这块“读书的材料”，资料室开放时间过后，他还可以继续被锁在里面，与书籍相伴到天明。借着这个机会，朱青生在资料室睡了两年，也做到了“别人读书论本，朱青生读书论架”。

阅读给朱青生带来了成长，让科学、哲学、历史学与文学涌入他的视界，朱青生的思考能力也步步提升，推动他转向艺术史的学习与研究。

朱青生的学术研究与他的阅读成果是密切相关的。在朱青生看来，艺术史不仅是研究艺术的历史，它还“研究古往今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群体或个体，在特定条件和状态下所产生和遗留至今的物化结果和图像痕迹”。朱青生利用自己从书中获得的知识与理论觉悟，构建出认知与思考框架，借助艺术史，对人的问题进行追问，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验性艺术探索的主要推动者之一。

从未停止阅读与思考

在北大任职期间，朱青生曾有过三年进修文字音韵训诂和五年在德国进修的经历。这位学无止境的教授，如今仍然坚持听课、修习课程。朱青生从未停止求知与思考，不少同事和晚辈都成为他的“老师”。

朱青生总是能很好地转换身份，“坐在底下的时候，我就不再是教师”，而是一个知识的渴求者。每每旁听或修习别的课程，朱青生都专注认真，俨然一副学生的样子。

朱青生好学，也爱思考。多年的阅读与思考，使得艺术史在他这里已经不仅仅是艺术的话题。正如他在北大800多场不同讲演中透露的那样，艺术史是关涉人的终极问题，是追问人的本性和世界本质的问题。

从教数十年，朱青生始终充满热情。他还给自己定了个规矩：课程上所有的话题都只讲一次，所以即便是主讲近二十年的“艺术史”课程，他还是会在每次上课前认真准备全新的讲义并反复试讲。虽然每一次上课都“战战兢兢”，但他上课并不会使用讲稿照读，而是脱稿与学生分享交流，因为他认为“呈现思维和研究的过程是课堂教学最好的状态”。

就这样，从未停止阅读和思考的朱青生，开设了一门又一门备受欢迎的精彩课程。这些课程将他的真知灼见带给学生，也将思考带给了更多人。最近被商务印书馆选入“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”的《没有人是艺术家，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》，便源自他1996年秋季学期“艺术史”课程的讲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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